墓葬经盗掘破坏，墓内的木构建筑和随葬品分布情况已经不明，葬具亦无痕迹可寻。发掘时，仅存大量瓦片和少量随葬品，而且都被砸碎，零乱散置于各室，甬道和墓道中也有发现。
(一)建筑材料
瓦片，除第一室、第十室以外，其余各室均有发现。这些瓦片应属墓内建筑材料，当时各室都有仿地面的木构建筑存在。出土时大都集中堆放于室内一角，说明房屋建筑倒塌后，又经盗墓者翻动过。可分筒瓦和板瓦两类。
1.筒瓦 细泥烧成，火候较高，有灰色和黑色两种。一种为普通的筒瓦，数量较多，是半圆筒形。一般长50、宽15-18、厚1.1厘米。筒瓦的唇端较窄，瓦榫部长4厘米。背饰细绳纹，唇端有三、四条竹节纹。出土时，发现部分筒瓦周身涂红色，由于长期浸水已大都剥落。另一种为带瓦当的筒瓦，应为铺盖屋檐部位所用的的筒瓦。形状大致与普通筒瓦相似，两端较窄，约16厘米，中间稍粗，约17厘米。一端附圆形瓦当。瓦当直径16.5厘米，面饰花蕊图案，四周绕以四组云纹(图五，1)。
图五 瓦当和陶麟趾金
2.板瓦 大都成碎片。灰黑色，一般长50、宽25、厚1-1.5厘米。微弧，纹饰在底部，一端饰竖行细绳纹，另一端有瓦楞纹。部分板瓦上留有钉眼，孔径1厘米。
(二)随葬品
珍贵的随葬器物，已被盗劫一空，余下的都是些被砸碎的残破器皿，已非原来的陈放位置。出土时的情况大致是：第一室出一片小陶罐的口沿。第二室出彩绘陶鼎、陶壶、陶璧和陶麟趾金等。第三室出有五铢钱、玉环、鎏金铜车饰、陶俑等。第四室、第五室出石黛板、陶麟趾金等。第六室出铜泡饰、铁矢箙和铜镞等。第七室出大量的陶麟趾金，还有陶俑、陶璧、玉璧、五铢钱、铜矛头等。第八室主要是筒瓦和板瓦，还有二枚铁钉。第九室出陶俑、金铜车马器。第十室出陶罐、陶俑等。第十一室出陶俑、陶罐的碎片，另有大量的家禽、家畜的骨骼。第十二室仅存瓦片。
现将上述遗存的器物，按质料分述。
1.陶器类：皆为细泥质，以灰陶居多，红色少数。多数是陶器皿碎片，器形可辨的有瓮、鼎。瓮小口，外卷沿，器表绳纹。鼎仅存鼎足，马蹄形，有红彩涂料痕迹。此外有陶俑、陶麟趾金、陶璧、陶盒、弹丸等。
俑 大都破碎，或存头部，或存身部，完整者仅五件。这些残存的陶俑，形象大致雷同，大小亦相似，模制。以女俑、坐俑、侍俑居多，男俑、立俑、舞俑较少。立俑一般高约50厘米，坐俑高约25厘米左右。所见坐俑皆女性，身高22.5厘米，身材较为瘦削，面目俏秀，双目正视，略含笑容，神态端重大方，皆作跪坐状，双手相合搁置在腿上，披发于背后，发端绾成小团，由丝带系扎成垂髻，丝带各结四道，丝带结头下垂于发下。衣领右衽，腰部系带，长袖垂于腰的两侧。出土时，俑的外表仍遗存涂彩的痕迹。领、袖口红彩，发髻黑彩(图六，3；图版贰拾，4)。立俑亦为女性，作正面站立姿势，身高47厘米。脸形表情大致与坐俑相似，面向前方，双手相合拱于胸前。前额将头发两半分开，然后梳向后背，并结成一小团，由丝带系扎。身穿长襦，衣领右衽，腰间系带，衣裙下段呈喇叭形曳地，双脚穿圆形高头式，半露在裙下。缝开在后部。
图六 陶俑
1.舞俑 2.立俑 3.坐俑
俑身涂有红彩痕迹，已大部剥落(图六，2；图版贰拾，3)。舞俑的衣著、发式大致与上述两类相同，应为女性舞伎。右手上举，左手下垂，两腿弯屈，双袖随舞姿飘动，作翩翩起舞姿势。俑高42厘米，衣著亦有红彩痕迹(图六，1；图版贰拾，2)。
麟趾金 仿麟趾金烧制，数量最多。散见于各室，尤以第二室、第四室、第五室最多，大小基本相同，一般直径6.4厘米。表面印纹略有不同(图五，2)。
璧 仿玉璧烧制的模型器，大小不一，大都被砸碎。大致可分二式：Ⅰ式璧面印有圆点纹，外径15、孔径4.8、厚0.8厘米(图七，6)。出土时部分陶璧上仍遗存白色涂料痕迹，可能象征白玉的意思。Ⅱ式略小，璧面无纹饰。外径12.6、孔径5.2、厚0.7厘米。
盒 一件。缺盖，出于北墓道盗洞中。泥质灰陶，子母口，深腹，圈足。口沿绘一条宽0.12厘米的红色彩带。高8.4厘米(图七，1)。
弹丸 一件，直径1.6厘米。
2.铜器：有矛、镞、车马器、五铢钱和器物上的装饰品。
矛 一件。柳叶形，前锋已锈蚀，后有圆筩形鉴。长17.2厘米(图七，5)。
锛 一件。銮部微残，两面刃，刃宽1.6、长3.3厘米(图七，4)。
镞 五件。铤残缺，出土时，与铁镞锈蚀在一起(图七，2)。
鎏金铜饰件 一件。为器物装饰附件，呈拱形，底下焊接在条形座上。这一形饰件，可能象征门，门上正中为云纹，表示天际，左右有虎一对，互相对称。虎头向上尾朝下，并转脸向后张望，四足贴立在门的两侧(图七，3)。宋玉《楚辞·招魂》中有“虎豹九关，啄害下人些”句，说虎豹是守卫九关的神兽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“非衣”上，亦绘有虎豹守天门的图象，与此有类似之处。
1.陶盒 2.铜镞 3.鎏金铜饰件 4.铜锛 5.铜矛 6.陶璧
环 二件。大小各一，大者孔径4.5厘米，鎏金；小者孔径2.4厘米。均为器物饰件。
帽钉 三件。帽盖呈蘑姑状，径3.6厘米，钉部长1.6厘米，鎏金。亦为器物上的饰件。
镜 已成少量碎片，不能复原，为连弧纹镜。
方牌 一件，铜制，长方形。长1.5、宽0.7、厚0.5厘米。两面均刻篆书“申”字(图八，1）。
车马器 计有车軎、盖弓帽、铜筩、铜钉各二件，均已残损，且互不成套。车长2.4厘米，似为模型器。盖弓帽有二式：Ⅰ式为直筒形，顶头无盖帽，一侧有一倒刺，长5.8厘米，鎏金；Ⅱ式为带帽直筒形，一侧有一倒刺。孔内尚有残木痕迹，长3.7厘米。铜筩各长1.7、径1.7厘米。一端有孔以纳木柄，鎏金。应为车衡两端及辕头的盖弓帽。铜钉是车框上的固定钉，鎏金。
五铢钱 八枚。轮廓规正，五字交叉两笔缓曲，上下两横稍长。铢字金字头作带翼的箭镞形；朱字头方折。钱纹正面有穿上横郭记号。外径2.5、孔边长1厘米(图八，2)。
八 、铜方牌和五铢钱
3.铁器：仅存镞二件、钉二件。镞三翼形，有血槽，后部有銎，铤已残。长5.6厘米。钉，一端粗一端细，粗端有一弯曲的钉冒。长10.4厘米。
4.玉石：有玉环、玉条形器、石黛板以及已破碎的玉璧、玉佩残片。
玉环 一件。黄褐色，一面磨平，一面内圈隆起，直径2.6、孔径1.2厘米。
玉条形器 一件。呈黄色，长条形，长14.6、宽0.9、厚0.2厘米。通体磨光，但较粗糙。
石黛板 二件。石质细腻，呈黑色。大小各一，大者残长7.2、宽3.4、厚0.8厘米。
此外，在第九室水井中清理出大量果核，第十一室有大量家禽、家畜骨骼。果核经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左大勋同志鉴定，有枣核、桃核、梅核、杏核、酸枣核、李核(图九)。详见文末鉴定报告。家禽、家畜骨骼，因几经盗掘破坏，过于破碎，无法鉴定类别。
图九 第九室水井中出土的果核
1.枣核 2.桃核 3.梅核 4.杏核 5.酸枣核 6.李核
(一)墓葬年代
龟山二号墓属崖洞墓，崖洞墓是徐州地区西汉墓的形式之一。目前发现集中在徐州市郊一带，有两种形式：一为竖穴式，如龟山一号墓、江山、天齐3等西汉墓；另一为横穴式，除这次发掘的龟山二号墓外，尚有两山口、卧牛山、北洞山4、东洞山5等墓。而龟山二号墓是迄今发现的、规模最大的一座横穴崖洞墓。横穴崖洞墓均由墓道、甬道、墓室三部分组成，而墓道都在山脚下，平面呈喇叭形，待下葬后，用土和碎石填埋夯实。甬道耳室和墓室都穿凿深入在山中，长度一般在40米以上，此墓最长，达80米以上。墓室有单室与多室之分，以多室居多。前者如东洞山二号墓；后者如龟山二号墓。《汉书·文帝纪》载文帝霸陵的建筑是“因其山，不起坟。”徐州附近的崖洞墓也都仿效这种建筑方式。它依山势穿凿墓室，墓地上不起坟(封土)。从已经发掘的这两类崖洞墓来看，大都出有五铢钱，故上限不超过武帝时期。从形制上说，龟山二号墓与已经发现的同类型墓有相似之处，其时代当在西汉中期以后。
墓内遗物以筒瓦和板瓦最多。从现存完整的筒瓦和板瓦看，筒瓦的表面印直绳纹，前后端绳纹被抹平，底面为布纹；板瓦的表面打印直、斜交错的粗绳纹，上部加弦纹，底面上部为素面下部为麻点纹或方格纹。这些特点与西汉常见的筒瓦、板瓦是一致的；大小规格亦完全相似。柳叶形的铜矛、三稜铜镞等，又具有西汉的特点。出土的五铢钱，数量不多，形式一致。根据《洛阳烧沟汉墓》，定此式五铢为昭帝时铸。而《满城汉墓发掘报告》认为此式五铢统属武帝时铸。总之，此墓上限不会早于始铸五铢的武帝元狩五年(公元前118年)。营建墓葬的具体时间应是武帝时期或稍晚。
(二)关于墓主人问题
此墓是徐州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的横穴崖洞墓。墓内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。穿凿如此规模的墓葬，按照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，耗费时日和劳动力是相当惊人的，决非一般官吏与地主阶级的财力所能及。参照山东曲阜九龙山鲁王墓、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，皆为崖洞墓，形制接近，规模相当，年代又都是西汉中期前后。九龙山汉墓和满城汉墓同是诸侯王墓，龟山二号汉墓应与当时分封在这里的西汉诸侯王墓有关，包括以往发现的卧牛山汉墓、两山口汉墓和东洞山汉墓(出“明光宫赵姬”“王后家盘”铜器)在内。1972年发掘的龟山一号墓，曾出土镌刻“楚私官”、“御食官”、“文后家官”、“丙长翁主”铭文的铜器。两墓紧邻，证明其关系密切。据此推测，这座龟山二号墓应是西汉楚国诸侯王的墓，龟山一号墓则是它的附葬墓。
据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，西汉楚国从元王刘交于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年)始封，到宣帝地节元年(公元前69年)楚王刘延寿因与广陵王刘胥谋篡帝位，事发自杀，楚国被废除，地节二年改为彭城郡，先后传递八世。嗣后，又于宣帝黄龙元年(公元前49年)徙封自己的儿子刘嚣为楚王，又恢复了楚国，直至西汉末。王莽篡汉以后，改楚国为和乐郡，先后又传递三世。前后共十一个楚王。后三个楚王时代稍晚，似与龟山二号墓无关。前八个楚王中，第一代刘交至第五代，即元王刘交、夷王刘郢客、楚王刘戌、文王刘礼、安王刘道，均在武帝元狩五年“废半两、行五铢”之前，亦与此墓无关。属武帝元狩五年以后的楚王是襄王刘注(武帝元朔元年——元鼎元年，即公元前128年——前116年)、节王刘纯(武帝元鼎元年——天汉元年，即公元前116年——前100年)、楚王刘延寿(武帝天汉元年——宣帝地节元年，即公元前100年——前69年)。这三个楚王中，在位时间以刘延寿为最长，先后共三十二年，但由于他是谋反被诛国除，当时难以营建如此宏大的墓。因此，此墓属襄王刘注或节王刘纯的可能性最大。襄王刘注，在位十二年，节王刘纯在位十六年，都是“寿终正寝”，都可能营建如此规模的墓葬。但刘注即位于元朔元年，在元狩五年“行五铢”以前，而二号墓中未见“半两”钱遗存，两者相比较，似以节王刘纯的可能性更大。
（三)墓葬的建筑特点
徐州附近所见的崖洞墓，墓道平面都呈喇叭形，墓道后面是长长的甬道，甬道后面紧接墓室。凡属夫妇合葬墓，前面皆有两个墓道和两个甬道，且互相平行，后面的墓室或作单室(如东洞山二号墓)，或作多室(如两山口和龟山二号墓)，两墓之间有的设门互通(如两山口)，有的各自独立，互不相通(如东洞山一、二号墓)。龟山二号墓是由两个墓道和两条甬道组成。两者互相平行，口部在一条直线上。甬道后面设十二个墓室，除第一室坐落在北甬道中部南侧外，其余都集中在南北两条甬道之后，这十一个墓室各有过道相通，但结构上应分别属于两座墓葬。北面为一座墓，由北墓道、北甬道与第一室至第五室构成。南面为另一座墓，由南墓道、南甬道与第六室至第十二室构成。北面的墓顶，除第一室(为耳室)平顶结构外，余都为拱式顶；南面的墓顶，除第十室(亦应为耳室)为平顶结构外，余皆为两坡式顶。二者有明显区别，各自成组。
北面的墓第三室、第四室、第五室和南面的墓第六室、第七室、第八室，皆布置在东西一条直线上，且与墓道方向相一致，应是前、中、后三主室，以象征前庭、中堂和后寝。据此，第五室和第八室应是两座墓放置棺木的地方(第八室出土两枚铁钉，可能即为棺钉，似可证明这一点)。如果此推论不误，三室葬制的出现似上溯到西汉中期。那么，其余各室(除第一室、第十室为耳室外)则分别为两座墓葬的侧室，作为放置礼、乐、與等随葬品的地方。第二室、第九室凿有水井，应分属为两座墓的“庖厨之属”。由于墓葬早期遭盗掘破坏，除两耳室(第一室、第十室)外，其它各室都有大量筒瓦、板瓦出土，说明这些墓室内原来都建有瓦顶的木结构房屋。这一现象曾见于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夫妇墓和徐州卧牛山西汉墓。所不同的是，满城两座西汉墓内的瓦顶木结构房屋建于甬道、南北耳室和中室，而龟山二号墓的墓室普遍建有这种房屋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龟山二号墓的南北两座墓，虽构成一个整体，但有主次关系。南面一座为主墓，应为男性墓葬；北面一座处于从属位置，应为女性墓葬。理由是，从建筑规模上看，南面一座的墓室数量多于北面一座，墓室面积也较大，又都作两坡式室顶，显得旷畅、讲究，而且前中后三主室(即第六室、第七室、第八室)处于整个墓的中轴线上；而北面一座的前中后三主室(即第二室、第三室、第四室)则偏于北面一侧。两墓之间且有过道相通。此过道与众不同，一侧作“壸”门形(详见上述第七室)，特别讲究。应是“同茔异穴”的另一种形式。
(四)关于下葬的季节时间问题
汉代常用果品入葬，此墓第九室水井中出土大量果品核，品种又多，似应排除后来盗掘者带进去的可能性。据鉴定报告分析，出土枣、桃、梅、杏、酸枣、李等六种，其成熟时期并不统一，有的在6-7月间，如梅、杏一类；有的在8-9月间，如枣、酸枣、桃一类。这里存在两种可能：一是这六种果品可能分属于南北两座墓葬，而这两座墓又不是同一时期埋葬；另一是其中一部分果品属于干果，或尚未完全成熟时即被采摘。根据果核的现状分析，后一种可能性更大。如果分析不误，则此墓(特别是南面一座)的下葬时间可能在8-9月间。
（五）关于盗墓的时间
从墓内遗存器物及有关现象看，晚于墓葬的器物有两件，一是西汉末期的“货泉”；另一是魏晋南北朝期间的青瓷碟，皆出自北墓道填土中，说明此墓可能两次被盗掘，第一次在王莽时，第二次在魏晋南北朝期间。从墓室中筒瓦和板瓦的集中堆放看，似乎反映第一次盗掘时，木构房屋尚未倒塌，到第二次盗掘时，木构房屋已经倒塌，致使瓦片又经盗墓者重新翻动过。
资源来源：《考古学报》
编辑：王楚涵
审核：胡婧
